侍中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侍中在汉朝有怎样的作

汉武帝时代，一代雄主，政治变革风起云涌。丞相之权在此时期经历了巨大的压缩与重塑。这不仅是一场行政机构的创制，更是一场权力格局的深刻变革。

丞相权力的压缩，始于其参政、议政、决策及人事任命权的显著缩减。昔日作为百官之长的丞相，掌握国家行政大权的枢纽，如今却转变为一个主要是政策执行与办事的机构。这一变革背后，凸显出皇权的强势收权，中朝制度的建立便是其显著标志。

中朝制度的形成，离不开侍中、尚书等要职的崛起。这些职位原本属于少府的属官，但在皇权收缩、相权压缩的大背景下，它们逐渐成为了皇帝决策的核心力量。在与匈奴的战争中，侍中展现出了极大的权重，成为国家重大决策的参与者。而尚书台的出现，更是将这一趋势推向高潮。它总典纲纪，成为实际上的决策、监察机关，权重甚至超过了丞相。

回溯历史，汉开国至武帝朝，丞相之权极为显赫。太尉掌国家军事，御史大夫则是副宰相，辅佐丞相监察百官和皇室。丞相主管国家一切行政，堪称行政的首脑。随着汉武帝的雄心壮志和对权力再分配的渴望，丞相的权重逐渐被削弱。

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汉武帝通过两重手段来抑制宰相职权：一是将丞相之权逐渐由功臣集团的后代向平民底层的儒生进行转变；二是以生杀予夺的权力对宰相进行打压。于是，丞相去职后，要么才具平庸，要么是毫无根基的底层平民出身。例如，公孙弘之后的丞相，其命运大多不幸。被任命为丞相者，竟然不敢接受印绶，原因是皇帝收权后丞相成了高危行业。

在这一背景下，中朝制度应运而生。中朝也就是内廷，与丞相所辖的外朝形成鲜明对比。昔日负责皇宫保卫、主官皇帝生活的郎中令之职及其属下的大夫、郎、谒者等皇帝亲从，逐渐成为了皇帝决策的核心力量。他们虽然没有在中任职，但类似于大秘，皇帝多向他们咨询国事。在这一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皇权的扩张与丞相权力的压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昔日的百官之长如今已沦为皇权手下的办事机构。这一变革不仅改变了行政机构的格局，更深刻地影响了权力分配的格局。这一变革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原因和逻辑值得我们深入和思考。汉武帝时期，皇帝通过举贤良文学的方式，吸引并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这些人才不仅作为皇帝的咨询团队，更是皇帝实施主张、制衡反对派的重要力量。其中，庄助、朱买臣、主父偃等人因其在政治上的卓越表现而青史留名。

这些皇帝的亲信不仅是皇帝问计的对象，更是参与政事、影响决策的关键人物。以征讨闽越的问题为例，皇帝曾让庄助与以丞相田蚡为代表的官员进行辩论，最终确定国策。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这些侍从的参政议政能力，更展示了他们对决策产生的深远影响。随着丞相权力的进一步削弱，汉武帝通过设立加官来重建权力中心，这些加官包括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等职位。将军和列侯尚书也可以获得这些加官，他们的地位显要，实际上取代了丞相的参政、议政和决策权力。

中朝制度的确立，标志着皇帝权力的进一步集中。这一制度的建立，通过设立中书、尚书官署来实现。中书、尚书的职能体现了这一制度的本质。官员的奏疏可以直接通过尚书台传达给皇帝，而不需要经过外朝，这使得皇帝与尚书在决策中具有更高的权威性。皇帝的旨意不再经过御史，而是直接通过尚书传达给丞相执行，这进一步削弱了丞相的权力。

在这一背景下，尚书台的编制不断扩大，成为一个下辖四尚书分曹办事的机构，而丞相则彻底沦为一个仅负责执行的机构。这一转变使得丞相不再参与决策、人事任命等核心事务，其权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抑制。汉武帝通过建立中朝制度和设置尚书台，实现了对丞相权力的有效制衡，使皇帝在决策、参政、议政等方面具有更高的权威。

这一时期的侍中、尚书等职位也从原本的小官职逐渐走向机关的前台，成为兼具决策、参政、议政甚至行政权力的核心职位。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汉武帝时期政治制度的变革，也体现了皇帝对政治权力的掌控和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