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明明是做饭用的“鼎”，怎么成了国家的象

在清道光二十三年，陕西省岐山县的董家村，农民董春生在取土时偶然发掘出了海内三鼎之一的毛公鼎。这座鼎之所以备受瞩目，不仅因为它身上的499字超长铭文，更因为它象征着中国青铜器艺术的巅峰，被誉为十大青铜器之首。在世人惊叹铭文之美的鼎本身所经历的那条从炊具到重器的转变之路，却被大多数人忽视了。

新石器时期，烹饪方式主要以火炙和石燔为主。传说中黄帝最早铸鼎，而鼎的出现结合盛器、餐具和炊具的功能，堪称饮食革新的伟大里程碑。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鼎逐渐由陶制过渡到青铜制造，其造型美观大方，纹饰多样且古朴稳重。鼎身炖煮，鼎下烧火，既能烹制主食，又能煮熟肉食，奠定了华夏民族以米为主、以肉为辅、以蔬果为补充的饮食结构。鼎在华夏民族的生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鼎的转变不仅仅局限于饮食领域。最先将鼎和国家联系起来的人是商朝的伊尹。他通过观察鼎中之变，以滋味说服了汤，使鼎成为了王道之器。随后，礼仪活动中也开始出现鼎的身影，并成为尊让契敬的道具之一。西周时期出现的列鼎制度更是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差别。鼎的尺寸和数量都体现了使用者的地位差异。到了先秦时期，统治阶级用祭祀加强自身的权力时，盛放祭品的鼎往往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于是，鼎逐渐摆脱了炊具的束缚，成为重要的礼器。

传说中禹铸九鼎代表九州，成为君王统治国家的权力符号。各路诸侯得之则据大统，名正言顺。楚庄王曾旁敲侧击地打听九鼎的大小轻重，试图夺取政权。秦庄襄王灭东周后，九鼎入秦。尽管九鼎后来下落不明，但在后世朝代和有识之士看来，鼎遇圣则兴，称之为九州神器并不为过。实质上，鼎和王权紧密结合，为当权者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了可靠的背书。

除了作为权力象征的鼎之外，鼎还是文化的载体。有形的鼎虽然消失，但无形的鼎却在强化原有的精神内核，引起人们的共鸣和认可。从炊具到礼器再到神器和文化象征的演变过程中展现了华夏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如今回顾毛公鼎等青铜器的发展历程时仍能感受到那股不断进取、追求卓越的精神力量推动着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三国时期，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制定了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规划：先占据荆州作为立足之地，进而夺取西川以建立基业，最终形成鼎足之势，再图谋中原。这一战略展示了诸葛亮的智慧和远见。

远在唐朝，女皇武则天对鼎文化倍加迷恋。她在夏季的四月，下令铸造了九鼎，并将它们安置在通天宫。其中，豫州鼎高达丈八尺，重千八百石；徐州鼎高丈四尺，重千二百石。这九鼎上刻有各国山川物产，共耗费铜五十六万七百余斤。武则天从玄武门入，亲自率领宰相、诸王及南北牙宿卫兵十余万人，还有内大牛、白象等共同拉动九鼎，场面宏大，足见鼎文化对君主和个人的影响力之深。

鼎在古代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寓意和象征意义。人们常用鼎运、鼎命、鼎祚等词语来比喻皇位和国运。鼎业代表着帝王之位，鼎分则意味着国家分裂，鼎沸表示社会动荡不安。鼎气被借喻为国家繁荣的征兆，鼎论、鼎味则是指治国之策和国政。定鼎一词则意味着王朝的建立。

社会精英对鼎文化趋之若鹜，民间百姓亦跟风效仿。身居要职的重臣被称为鼎臣或鼎足，宰相被称为鼎辅或鼎位。名声显赫的人物被誉为大名鼎鼎，而掌握话语权的人则称为鼎言或一言九鼎。世家大族则有鼎族或鼎贵的说法。与鼎有关的词语，都带有满满的正能量。

鼎的经历从炊具到礼器、重器，最终演变为独特的文化象征，这在古代历史上独一无二。尧帝曾期望通过克明俊德来亲近九族，九族和睦，百姓安宁，万邦协和。鼎在祭祀和政治活动中，契合了国家的发展需要，传承了民族的生存火种，至今仍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

这些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都源于众多的历史文献和古籍记载。白晓银的《鼎和鼎文化》、陈煜的《鼎文化略论》、司马迁的《史记》、左丘明的《左传》、刘昫等的《旧唐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先秦诸子的《尚书》等都是研究鼎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