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下落之谜：建文帝究竟是不是自焚而死？

在历史的长河中，关于建文帝的生死之谜一直是一个未解的话题。关于建文帝是否真的在建文四年自焚而死，至今仍无法证实。尽管存在一些争议，但《致身录》与《从亡随笔》作为记载建文帝逃亡生涯的第一手野史资料，为我们揭示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提供了重要线索。

对于这两部书籍的真伪，历来众说纷纭，其中“伪书”之说尤为盛行。深入分析后我们会发现，这些争议并未能充分证明其虚假性。《致身录》与《从亡随笔》中记载的关于建文帝的种种事迹，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其他历史资料的印证。

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燕王发动军事政变进入南京城，建文帝的下落成为了一个谜。朱棣作为利益攸关方，公开宣称建文帝已经自焚而死，但内心深处却对此持怀疑态度。为了寻找建文帝的踪迹，朱棣甚至暗中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濙四处侦查，前后长达四十年之久。这一举动无疑揭示了朱棣对建文帝下落的疑虑。

明清史专家孟森在《建文逊国考》中的反问直刺朱棣的内心，如果朱棣真的相信建文帝自焚而死，那么为何还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搜寻他的下落呢？这样的逻辑无疑增加了对建文帝逃亡说法的可信度。

建文帝的子孙后代也不相信他自焚而死的说法。明神宗实录中的一段记载显示，建文帝在云南驿站墙壁上的题诗被一位御史发现，经过验证确认是建文帝所为。这一事件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建文帝逃亡说法的怀疑和关注。这些题诗充满了流亡的哀愁和对故国的思念，进一步证明了建文帝并未自焚而死，而是逃亡在外。

对于《明成祖实录》中故意抹去的这段历史，张居正所说的“国史不载此事”显然与事实不符。民间野史如《致身录》与《从亡随笔》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证据。其中，《从亡随笔》记载了建文帝的多首题壁诗，这为我们确认其真实性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致身录》与《从亡随笔》作为记载建文帝逃亡生涯的野史资料，虽然存在真伪之争，但其中的许多细节都得到了其他历史资料的印证。结合历史背景和相关事件的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部书籍并非伪书，而是揭示建文帝生死之谜的重要线索之一。在明末清初的文坛上，钱谦益以盟主的身份，斩钉截铁地断言《致身录》与《从亡随笔》为“伪书”。他在《致身录考》中详细叙述了建文元年的历史背景，并列举了十条理由来“断其必无”。这一观点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如潘柽章在《国史考异》中所言，建文逊国的诸多书籍真赝混杂，而《致身录》尤为流俗所歆艳，但实则浅陋不经。

在这一时期，也有不少著名学者对《致身录》的真实性持肯定态度。陈继儒、胡汝亨、文震孟等人为其写序，表明了他们的立场。陈继儒在《致身录序》中提到，通过《致身录》，革除君臣生死之际的事情变得清晰明了。胡汝亨则强调这部书籍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文震孟则认为这部书的出现，使得懦夫也能立志。难道只有钱谦益一人看穿其“伪”，而其他人真的无法辨别真假吗？这一“伪书”的说法似乎值得怀疑。

清初的张岱则坚信《致身录》是信史。他在《石匮书》中详细引用了《致身录》中关于建文帝出奔的内容，并对其真实性进行了肯定。他详细描述了建文帝从宫中逃亡的过程，大量引用《致身录》中的文字，包括大内火起、帝从鬼门关遁去等情节。书中还描述了翰林院编修程济、少监王钺以及群臣们的行动，以及建文帝与程济等人的对话和决策。接下来大部分篇幅都是关于建文帝流亡生涯的记叙，展现了他在这段历史中的坚韧与决心。这些内容无疑为《致身录》的真实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致身录》的真实性并非毫无争议。虽然钱谦益等一部分学者对其表示怀疑，但也有不少学者为其辩护，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而张岱在《石匮书》中对《致身录》的引用和肯定，更是为这部书籍的真实性增添了重要的一笔。这一历史悬案的真相，仍有待进一步的历史研究来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