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节度使手下的士兵都很嚣张，背后啥原因？

跟随趣怪网的小编，我们一同探寻历史上真实的一面。

自安史之乱后，皇帝为藩镇问题头痛不已，而藩帅则更为其手下的士兵所困扰。各藩镇的士兵，频繁地更换主帅，甚至杀帅的情况屡见不鲜，仿佛一场儿戏。从代宗广德至僖宗乾符的110多年间，各藩镇共发生了171起动乱，其中兵卒哗变高达99起，占整个动乱的60%，令人震惊。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记载道：“秦汉六朝以来，有叛将，无叛兵。至唐中叶以后，则方镇兵变比比而是。”

这些“方镇兵变”的主要原因，出奇地简单——士兵为了谋求经济利益。任何一点削减衣粮的举动，都会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进而聚众作乱。例如在宣宗大中时期，南方藩镇就因为“停废将士，减削衣粮”而多次发生不宁之事。

即使并非有意削减，只是因财政紧张而暂时缺欠，士兵们同样会以暴力相向。宗室大臣李囯贞，出任河中节度都统处置使，镇守绛州时，因军中无储备，当地又贫穷，军费供应不足，很快就引发了兵变，李囯贞甚至被士兵攻击，最终被杀。

更为严重的是，只要藩帅不能满足士兵的贪欲，士兵们同样会举刀相向。所谓“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武宁节度使经常被士兵驱逐，主要原因就是士兵为了获取赏赐。宣宗曾派田牟去镇守，田牟为了让士兵安帖听命，不惜与士兵称兄道弟，供应美酒佳肴，甚至“把板为之唱歌”，但士兵们仍然喧闹要求，甚至图谋驱逐主帅。

唐朝前期，府兵是国家义务的一部分，他们需要自备衣粮及部分军事装备。但随着唐朝的衰落和瓦解，开元以后，职业兵成为军队的基本成员。这些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兵，大多是破产农民、无业游民或无赖之徒，他们一般都没有多少私有资产。当兵的目的就是为了以此为职业，靠军饷维持生活。很多职业兵还拖家带口，妻儿老小都靠他们的军饷养活。

唐朝虽有完善的勋官入仕制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勋官的地位逐渐下降。职业兵想通过获得勋官入仕的机会变得极为困难。因此他们更趋向于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甚至拒绝被赏赐勋官。

魏博节度使田布的故事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悲剧。他原本无意反叛，却被本镇士兵逼得走向饮剑自尽的结局，这就是“裹挟”力量的生动展现。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田布一个人的悲剧，更主要的是一批“受害者”——那些被经济利益驱使的藩镇士兵。他们虽然不乏与朝廷作对的例子，如河北三镇的复叛，建中四年（783）的“泾原兵变”，但他们的主要目标其实是各节度使、观察使。

在租庸调时代，军队的军费由中央统一调拨，但随着两税法的实行，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税法的核心在于上供、留使、留州三分制，这意味着各藩镇的军费由地方财政支出，掌握在节度使手中。当士兵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或谋求赏赐而发动叛乱时，他们的矛头往往指向本镇的节度使，而非朝廷中央。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神策军也是职业军人，却并未出现因经济利益而哗变作乱的情况。这是因为神策军作为天子亲军，待遇丰厚，远超普通藩镇军。皇帝给予的额外赏赐，如各种节日和新帝即位时的赏赐，已经形成了惯例。在超高的经济待遇下，神策军不会因“利”妄生事端。

由于藩镇士兵引发的动乱多出于经济利益，没有政治目标，且通常发生在藩镇内部，这就削弱了藩镇本身的实力。对于唐中央来说，这些没有政治目标的动乱或许是一件好事。在这些嗜利的职业兵背后，藩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必然需要满足士兵们的经济利益诉求，而这往往伴随着对百姓的剥削。最终，百姓成为了这些动乱的最大受害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局面：节度使在士兵的诉求和百姓的福祉之间艰难平衡，而士兵们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不断制造动乱，最终受到影响的却是无辜的百姓。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我们去深入理解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