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睿和王导是什么关系？司马睿为何会那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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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兴四年（公元316年），长安陷落，愍帝被俘。随后的建康，平东将军宋哲自长安逃出来，带来了愍帝命令司马睿“摄万机”的诏令。司马睿因此被尊称为晋王，年号建武，标志着东晋的实质建立。次年，随着愍帝的死讯传来，在百官的拥戴下，司马睿称帝，即元帝，改元大兴。

司马睿对王导的尊敬无以复加，称王导为“仲父”，其在东晋的地位崇高无比。从元明、成三朝以来，王导的地位一直稳固。史家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这反映了东晋时期的特殊局面：士族与皇权并行，有时甚至超越皇权，对皇权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局面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

西晋末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这一背景下，晋室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南北士族选择支持司马睿，是因为只有晋室才具有号召力。他们借助晋室名号，奉行晋室正朔，以保护自身权益并扩张财势。司马睿虽为名义上的最高军政长官，但他承认并平衡皇权与士族的权力关系，因此对士族而言，支持他无疑是最有利的选择。

东晋的建立源于八王之乱和水嘉之乱的交织。维护皇权与士族的权力平衡成为稳定政局的基本国策。尽管北伐被频繁提及，但实际上更多是为了维护这种平衡。一旦平衡被破坏，东晋就会陷入内乱之中。王导是这个国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倡导“清静为政，抚缓新旧”，即允许士族们拥有特权，使南北士族都能获得奴役人民的权利。这种政策导致土地兼并空前激烈，士族们竞相兼并土地和隐匿人口。有的官僚占地极多，甚至超过封建控制的民户数量。南北权豪拥有的依附农民数量惊人。

东晋的政治环境相较于西晋更为混乱。官吏贪污盗窃成风，甚至离任调职的官吏都会席卷府库。有人指责王导的政策过于昏愦糊涂，但王导却自信满满。在权势分配上，北来士族占据压倒性优势，南方士族则处于附属地位，这引发了南方士族的不满和反抗。

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如周密和周勰的人试图通过起兵反抗来改变这一局面。他们希望能通过行动唤起南方士族的共鸣，但最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司马睿和王导因势力强大且涉及众多南方士族的利益，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来处理此事。这样的处理方式也反映了东晋时期皇权与士族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南方的士族群体尽管内心深处有着不甘，但只要有任何微小的风吹草动，他们都会跃跃欲试，兴风作浪或推波助澜。在东晋时期的众多政策之中，侨州郡的设置堪称一大亮点。这一制度的设立，不仅使得迁居北方的士族有了担任官职的机会，同时也为南迁的侨民提供了安稳的归宿。按照这一规定，只要是侨州郡户籍的居民，都能享受到免除赋税劳役的优待。这样的优惠政策，如同一股强大的磁力，吸引了大量的北方民众南迁。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民族矛盾的驱使，北方民众像潮水一般涌向南方。他们的到来不仅为南方注入了大量的劳动力，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还促进了南方的开发。这样的迁移为日后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南北双方的人民都在寻找一个能够共同生存的政权。而这个腐朽的政权，正是他们共同的依靠。

东晋的君臣虽然偏安江表，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人主张北伐。事实上，真正主张北伐的人依然众多，只是他们没有进入权力中心而已。自司马睿东渡以来，北伐的呼声一直高涨不止。特别是当长安、洛阳相继陷落之时，更是激起了众怒。司马睿虽然表面上对北伐持保留态度，但实际上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因为放弃北伐这面旗帜，对他们来说极为不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伐行动应运而生。

可以说，南方士族的活跃、侨州郡制度的设立、北方民众的南迁以及北伐的呼声，都是东晋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这些现象既有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也有民族的融合与交流，共同构成了东晋历史的多彩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