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娼妓(19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文学中的“娼
自古代以来，娼妓这一与中国城市共生的“边缘人”群体，一直是消费文化的奇妙图景中的一部分。她们（他们）用身体感知城市，揭示出城市中的魅惑与罪恶。正如马积高所言，的发展与社会制度和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她们的形象形成更明显地带有阶级压迫的性质。在文学领域，娼妓形象成为了城市生活中最具有生命力的形象之一。从历代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两种基本形式来呈现这一群体：一是描写的文学作品，另一类是才华横溢的自己创作的作品。
到了现代，文学中的娼妓形象日趋多元和复杂。其中，贺萧用“嵌入”这个词来形容娼妓这一形象进入文学作品的形式。郁达夫作品中的娼妓形象是主人公情绪的承载者，她们的悲剧性与主人公的情绪相互呼应。沈从文、蒋光慈等作家的作品中，无论是被送出或是逼迫成为娼妓的女性，都注释了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的颓败现实。在这一类人物形象身上，我们还能看到长期被压抑的中国女性的本体意识，以扭曲的形式得到释放。
1949年后，因为文艺方向的转变，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形象在文艺作品中日趋简化，直至被悄自觉地抹除。除了陆文夫的《小巷》之外，娼妓作为被改造的对象，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但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以后，以娼妓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开始逐渐复苏。面对这类题材的作品，文艺批评家和研究者们选择忽略或绕开。背后的原因在于，“娼妓”与“娼妓制度”这两个概念被混淆。
通常而言，意识形态不会从学理上辨析这两个敏感的概念，文艺批评界很多人不愿提及这个“烫手山芋”。由于制度上废除了娼妓制度，很多人将其等同于特殊人群的消除，从而造成了娼妓题材小说创作和研究的尴尬。即使合法存在于改造话语下的娼妓题材小说也难登大雅之堂。人们甚至将“娼妓制度”包含的性剥削等同于娼妓这类边缘人的恶行，忽略了制度改造本身对人与历史的全面观照。“娼妓”与“娼妓制度”理应得到辨析。
从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来看，对于城市里的娼妓这一人群的研究在命名上一直很尴尬。这种尴尬表现在对这一人群研究的规避。尽管有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学科参与研究，但文学领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态度比较暧昧，基本上不直接触及当下。如陈思和编的《文学中的形象》一书，虽然关注了娼妓这一形象在文学中的表现，但对当代的娼妓题材作品却持回避态度。苏童的《红粉》和王安忆的《我爱比尔》等作品都是典型的题材作品。遗憾的是，学界之后的研究直面1980年代以来书写娼妓作品的成果却十分稀少。为了规避这一问题，一些研究者选择用身体叙事来置换承载这些叙事的典型群体“娼妓”，但真正的解决方案应是直面这一群体和他们的命运，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对于娼妓这一与城市共生、充满生命力的群体，我们需要更深入的理解和研究，而不是回避或混淆他们的存在和形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学作品中对娼妓形象的描绘始终未曾间断。尽管相关研究有所突破，但整体上仍显单薄，特别是在文艺批评界，对此话题往往谨小慎微。娼妓题材的小说却不断涌现，且质量上乘，得到了文学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认可。这些作品的主要人物以娼妓为主，聚焦于城市空间，以他们的生活为叙事线索。
这些小说的作者群涵盖了不同年龄段、不同创作实力的作家，如苏童、霍达、王安忆等，他们的作品已经具备了经典化的潜力。甚至，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连续两届都被娼妓题材的小说获得，证明了这一题材在文学界的重要性。
尽管娼妓题材的小说如此丰富，文艺批评界却对其保持谨慎态度。其中一个核心原因是，“娼妓”这一人群在改造话语中已经随着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而消除，继续关注这一人群似乎与意识形态话语不合拍。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类人群并未真正消失，只是在法权层面不再存在。文学作品中，她们仍然可以“在场”。人们对“娼妓”与“娼妓制度”的概念常常混淆不清，这也导致了文学研究中合法性危机的产生。
从1980年代以来的三部表现社会主义娼妓改造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娼妓”与“娼妓制度”在政治和普通民众中间存在的模糊不清的认识，造成了文学作品中人物命运的巨大反转。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在文学创作中，对这两个概念的辨析不清，会导致作品在表现时出现偏差。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娼妓形象开始对改造话语产生反转。这种反转主要表现在作品对改造话语的反讽性接受以及娼妓形象对改造的抗拒。由于“娼妓”与“娼妓制度”概念辨正不清，造成在文学创作与接受层面人们对“娼妓”缺少人文主义的关怀。这种缺失使得文学作品中的娼妓形象往往被污名化，改造话语被误读。
社会改革进程中的误解与偏见——以娼妓改造为例
对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娼妓问题，人们普遍认为应采取强制手段彻底清除。这种认知是客观的，但背后却隐藏着话语措辞上的微妙差异和历史偏见，为后来的误读埋下了伏笔。
在《红尘》这部作品中，德子媳妇的遭遇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她是在改造话语的引导下，倾诉自己受侮辱与损害的历史。原本应是改造成功的典范，却在“诉苦大会”上遭受了恶名化的命运。人们无法区分历史和权力构造出来的娼妓制度与德子媳妇本身的困境。后者被前者牵制，尽管她与其他妇女一样并无肮脏之处，但面对阶级压迫和制度形势，她无从选择，被投入了“火坑”。
福柯曾指出，话语掌控着性，不让它有丝毫躲藏和喘息的机会。在德子媳妇的尴尬处境中，我们看到了“改造话语”的反讽性。街道主任作为改造话语的传达者，没有表现出对阶级姐妹的同情和理解，反而将其作为政治运动的工具和手段。当德子媳妇请求在毛主席灵位前痛痛快快哭一场时，街道主任的冷漠回应揭示了其真实面目。
更令人讽刺的是，这位政治阐释者本身就有严重的政治问题。面对自己的姘居问题，她理直气壮地叫嚣，而同样有非法关系的德子媳妇却成为了“文革”时胡同里最先被打倒的。面对同一类型历史，德子媳妇在道德的审判下成为了堕落与污秽的象征。
作为胡同里改造话语的接受者和传者，群众对改造话语的理解和阐释也违背了政策的初衷。在《红尘》中的诉苦大会上，街道主任面对群众的启发无法打开局面，而德子媳妇的隐私披露却使大会达到了高潮。群众并没有唤起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受害者的同情，反而唤起了自己压抑多年的性冲动。这种扭曲的心理展现了改造话语下人性的丑陋和复杂性。
一、改造舞台上的戏剧性冲突
在微妙的命运转折点上，秋仪和小萼这两位主角再次相遇，尴尬地撞上了正在草丛中“方便”的士兵。粗鄙的言语和浓重的蒜臭味，使得改造执行者的形象显得荒诞而讽刺。他们无法掩饰内心的厌恶，却并未展现出与被改造对象完全对立的特质。这种改造者与被改造者之间的镜像关系，预示着这场改造将充满戏剧性的张力。
二、改造中的偏见与反抗
在《红粉》中，秋仪和小萼代表了用决绝的姿态和身体欲望来颠覆和反抗具有权威性的“政治话语”的改造。秋仪以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了对改造的反抗和排斥，她对改造的彻底性持怀疑态度。在身体检查过程中，她以“放屁”这种恶作剧式的行为反抗女医生的冰冷检查。秋仪从装着接受改造的的卡车上跳下来，以光着脚、撩起旗袍飞跑的姿态，宣告了对改造话语的反抗。这种姿态使得秋仪成为为数不多的能从“嵌入式”娼妓叙事中脱颖而出的形象。由于对自己的命运有清醒的认识，她拒绝改造，宣告改造失败。小萼则最初接受改造但最终以身体嘲讽了改造，宣告了改造的无效。正如张之沧所说，我们的身体承载着我们的境遇和人生。小萼的身体成为她反抗改造的手段。当改造在公共空间进行时，她恢复了正常的社会名分，但一回到私人空间，她又重拾了自己的身份。这种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之间的撕裂宣告了改造在精神和肉体上的失败。
三、双重偏误与复杂人性的挣扎
改造话语在改造者和围观群众反讽性的接受以及污名化环境中娼妓反抗姿态的背后揭示了人们对娼妓认知与接受的双重偏误。制度层面上的社会主义娼妓改造或许看似成功，但从娼妓的命运扭转和对大众启蒙上来看，这场运动难以彻底成功。缺乏真正的人文主义关怀的政治运动，误读性的接受、人性的复杂等因素的侵入，使得这场改造难以彻底改变人们的观念和态度。而作为主角的娼妓的反抗则显示了复杂人性的挣扎。
四、“娼妓形象”在改造话语中的困境
“娼妓制度”掩盖了“娼妓”本身，导致在改造话语下的小说中，娼妓形象因纠结于政治话语而无法展现其本身的真实面貌。但这种“形象”塑造的困境在小说中却表现为人物形象挣脱意识形态话语的态势。大部分作家在创作和研究中仍然面临困境，难以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从《小巷深处》、《红尘》到《红粉》，形象开始有了突破意识形态话语的倾向，从对改造时代的注脚逐渐转向反权威的“倒转话语”。作家笔下的娼妓在历史事件中对正统运动从注释性的接受逐渐转换为有意挣脱，甚至以反讽的形式出现。被遮蔽的“娼妓”作为人的形象开始在文学作品中逃离话语的桎梏，试图完成身份的重塑。尽管这一过程充满困境和挑战，但作家们仍在努力寻求突破和重塑的方式，试图呈现更加真实和立体的娼妓形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娼妓题材的小说研究一直存在着多种观点。董丽敏指出，尽管在这一时期对娼妓书写的转变展现出了一定的进步，但这种转变却隐含了对社会主义经验的搁置甚至遗弃。在研究过程中，人们发现，越接近当下的文本，对于五十年代娼女改造的态度往往越隔膜，响应历史经验的能力也相对较差。的确，相比于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霍达的《红尘》和苏童的《红粉》在处理娼妓命运与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事件的关系时，有了显著的变化。
这种“改变”不应被解读为“断裂”。陆文夫的作品仍采用传统的“嵌入式”写作方式，借娼妓题材表达其他主题，徐文霞等娼妓角色更多地作为政治运动的注脚。这种写法虽然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显然限制了人物命运的多维展现，忽视了人物主体的多样化感受。
相较之下，霍达的《红尘》与苏童的《红粉》则突破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为历史事件提供了更多元的解读。这两部作品重新凸显了人性，将历史事件视为展现人性复杂与多面的平台。《红尘》中的德子媳妇融入新社会后遭遇的悲剧命运，引发了对集体无意识下人性丑陋与恶的思考。《红粉》则真实还原了娼妓的独特性，力图用鲜明生动的形象跳脱改造话语对形象的破坏。
从《红尘》到《红粉》，我们可以看到娼妓形象对改造话语的反讽。接受改造的德子媳妇悲剧性的命运，源于她相信改造和新社会，而秋仪和小萼作为改造失败的对象却获得了新生。这种叙事方式突破了以往娼妓题材文学的刻板印象，展现了女性在无可摆脱的命运面前的挣扎与自我救赎。
三、“娼妓”与“娼妓制度”：历史的纠缠与现实的反思
“娼妓”与“娼妓制度”，两个词汇背后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内涵。自古以来，娼妓人群的演变及其附带的文化因子一直在时间的纵轴中复现、延续。即使在当下，作为城市现代性演变的一个重要表征，娼妓作为边缘群体仍然具有无法忽视的意义。
要深入理解“娼妓”这个概念，我们必须明确区分它与“娼妓制度”的不同。在1956年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们消灭的是“娼妓制度”，而不是“娼妓”。历史上的“娼妓”，更多是指归属于旧社会旧制度中腐朽落后的一种社会现象，而非特指某类人群。“娼妓”这个提法背后的认识误区，在于常常将其与“娼妓制度”混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娼妓”一词的演变及其词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最初，“娼”“妓”都特指具有一定技能的人，男女不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娼妓”的性含义逐渐附着在其上，甚至到了战国时期，这一概念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娼妓”的意义是这类人群不断演变而附加固定而成的，而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易属性。
“娼妓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与“娼妓”共存。这一制度从春秋时期的初步设立，到汉代开始国家经营，再到唐宋时期的系统化、组织化特点，以及清代的私娼为主的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相应的对的管理方式。可以说，“娼妓制度”是一种国家层面认可并监管的行业，有其独特的经营方式和公开的经营空间。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后，“娼妓制度”被彻底消灭，从法律上不允许这种经营方式存在。
当下，对于文学作品中关于“娼妓”题材的研究和创作仍然处在某种困境之中。由于缺乏明确的正当性论证，我们难以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些作品所反映的当代城市文化特征。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视角重新审视“娼妓”与“娼妓制度”，以期在现代语境下对其进行更为合理的解读和书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虽然“娼妓制度”已经消失，但现代城市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只有通过深入研究和反思，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并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梳理中国娼妓制度的漫长历史，不难发现，对娼妓的管理在中国由来已久。至社会主义改造前，娼妓制度甚至拥有综合管理体制及行业规则。这些规则和体制实际上承认了娼妓的合法性。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娼妓制度的命运在1956年发生了根本转变。尽管如此，“娼妓”并未随着制度的废除而自动退出社会生活。
正如郭艳英所述，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部分妓院宣布关闭，也纷纷转业，但娼妓问题依然严峻。尽管公开的娼妓有所减少，但由于历史惯性，暗娼仍然普遍存在。新生的政权面临着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挑战。
由于意识形态和作家、批评家的认知能力的影响，娼妓与娼妓制度这两个概念时常被混淆，这自1980年代以来给娼妓题材的小说研究与创作带来了困境。趣怪网希望通过澄清这两个概念，让198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作品中这一重要的文学形象以最真实的姿态展现在读者和研究者的面前。这些人物自古以边缘人的姿态寄生于城市，成为城市隐晦的存在。城市的经济繁荣为她们提供了生存的基础，而城市空间的多元与复杂则为她们提供了隐秘的空间。从娼妓的“边缘属性”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学作品中书写这一形象的必要性，娼妓形象也势必成为城市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确立娼妓书写和研究的正当性，可以使文学更真实地反映人的命运，其意义不言而喻。①马积高在《初版序》中提到，文人学士们在记录历史时，常常将娼妓纳入其中，使其成为历史的构成部分。②贺萧也指出，在历史记载中，被以“嵌入”的方式带入文本中。③陈毅同志曾预测，“将来在中国的词语中，‘’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④由此可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的文学作品都频繁涉及到对娼妓的书写和探讨。⑤⑥曹漫之在《上海娼妓改造史话》中深入剖析了这一社会问题与文学创作间的联系。《红尘》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呈现了五十年代的改造事件。①文学中的身体形象作为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反映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②福柯在《性经验史》中也探讨了身体在历史中的角色。③苏童的《红粉》也为我们呈现了特殊历史时期下女性角色的挣扎与追求。④
《红尘》等作品以独特的叙事手法将复杂的历史事件呈现于读者面前。通过对这些文学作品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历史背景下的人物命运与社会变迁。确立对娼妓书写的正当性也是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真实地了解人的命运，还能深化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与认知。《红粉》背后的故事：文学书写与历史的断裂
董丽敏在其作品《身体、历史与想象的政治——作为文学事件的“50年代改造”》中，探讨了文学书写与历史事件之间形成的巨大断裂。这种现象在《红粉》这部作品中尤为明显。为何两者之间存在如此复杂的断裂呢？《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的文章深入剖析了这一问题。
翻阅文献，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相关的探讨。在《202123妓史》中，作者详细描述了改造的历史背景，从多个角度展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性。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的这本书，第2、1-2、4-6页的内容，为我们揭示了改造的历史脉络和背后的深层含义。
《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第7页的内容，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文化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和影响。而《娼妓问题之检讨》一文，选自《东方杂志》（第32卷17号），被张超在《民国娼妓盛衰》中引述，为我们揭示了民国时期娼妓问题的严重性，第61页的内容更是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证据。
我们不能忽视英的研究，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娼妓改造研究》，为我们详细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娼妓改造的情况，第34页的内容更是为我们揭示了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文/张惠苑的探讨，为我们理解文学书写与历史事件之间的断裂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在这个视角之下，《红粉》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事件，更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反映和解读。这种解读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