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200年：万历帝为什么给建文帝的忠臣平反？

万历皇帝继位后，终于为明朝历史上最大的集体冤案。他下诏为在“靖难”之役中为建文帝尽忠而死的诸臣建立庙宇进行祭祀，其中包括徐辉祖、方孝孺、卓敬、卢迥等人，并对他们的后代予以抚恤。

明朝历史中，冤案的与制造总是循环往复，但这一次的却历经了漫长的近两个世纪。建文朝诸忠臣的惨死发生在十五世纪初，直到万历年间才得以。那么，为何这一过程如此漫长且艰难呢？

明朝的皇位传承在明成祖朱棣时期发生了重大转折。朱棣起兵“靖难”，夺取了皇位，其子孙不可能再继承帝位。万历帝的存在本身在当时都受到质疑。朱棣为了宣扬自己并非篡位，而是合法继承，谎称建文帝已自焚致死。但实际上，他的行为显然是在欺骗世人。如果他不想篡位，为何不安抚建文之子，反而囚禁他们半个多世纪？朱棣的行为违反了明朝最重要的政治程序——嫡长子继承制，是一种严重的违宪行为。

张怡在《玉光剑气集》中提到，朱棣诛杀忠臣的行为不遗余力，甚至连对待敌国的奸恶之徒也不如此残忍。被朱棣处死的建文朝忠臣的家人也受到了残酷的对待，例如茅大芳的妻子被凌辱致死，黄子澄的亲属被。这种残忍的行为与文皇的形象格格不入，更像是厉皇或炀皇的行径。

朱棣为了证明自己的造反有理，将罪过归咎于建文帝的臣子。为了镇压这些忠臣，他必须表现出残酷的手段。他对建文朝忠臣的残害成为留给后代子孙最大的历史包袱。他的子孙们在位时都未能也不敢质疑这一历史定性，因为这直接涉及到皇权的合法性来源。然而随着时光流逝，对朱棣当皇帝的合法性质疑也逐渐淡化。朝廷对建文君臣的看法开始发生改变。英宗复辟后释放了建文帝的儿子建庶人体现了人道主义关怀但回避了靖难政治定性。然而尴尬的是方孝孺的后人依然蒙冤这似乎在向文臣们昭示一个道理：向胜利者低头不要对失败者愚忠造反只要成功就有天然的合法性这对朱棣以后的每个皇帝来说都是一个难以解开的心结。例如武宗正德皇帝荒唐异常不把祖宗江山当回事野心勃勃的宁王朱宸濠在南昌造反其理由竟与朱棣如出一辙真是有样学样。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始终困扰着明朝的皇帝们成为他们心中的隐痛和难以释怀的历史包袱。若非王阳明及时平定宁王的叛乱，或许宁王早已君临天下，谁又能指责他是篡权夺位呢？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万历年间，距离朱棣篡位已近两个世纪。皇位这把龙椅，无论是骗来、抢来还是通过合法继承得来，都已经变得无关紧要。时间，这个最公正的法官，早已将不合法转化为合法。

这犹如一个人偶然占有了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长时间无人提出异议，法律也默认了他的所有权。帝国已步入暮年，当政者最大的愿望是保持现有的利益格局，不希望被打破。他们大力推崇方孝孺对建文帝的忠诚，并一再强调程序法的重要性。换言之，虽然祖先朱棣造反有理，但现在再有人造反则被视为有罪。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建文朝忠臣方孝孺等人并修建纪念碑，不仅是一种政治需要，而且时机已经成熟。这样的举措不会对政局产生负面影响。万历皇帝本人对建文帝充满好奇，他登基后多次询问张居正建文帝的最终下落，是否真的遁入空门。他还让张居正抄录了一首据说是建文帝所写的七律诗。诗中流露出深深的哀愁：“沦落江湖数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万历皇帝与建文帝相似的优柔寡断但文才出众的性格，或许也是为建文忠臣的一个原因。

恢复被朱棣削夺的建文年号，追谥建文为惠宗，承认建文是合法的皇帝，彻底了解这一历史公案，这些举措却推迟到崇祯年间。那时，明朝已经岌岌可危。张怡评论朱棣对待建文忠臣的家属“惨动天地”，“以见烈皇帝（崇祯）殉社稷，死事寥寥，非无故也”。祖先曾经那样对待方孝孺等人，现在自己却希望臣子们都效仿方孝孺，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

历史的传承总是经过岁月的沉淀与演绎，每一次回望过去，都是对当下与未来的思考。在这个帝国的黄昏时分，政治的需要与历史的真相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复杂而引人入胜的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