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家书”

邓小平家的“反封建”与革命情怀下的家书传奇

1920年，年仅16岁的邓小平怀揣着“工业救国”的梦想，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旅程。初到法国的他，频繁与家人通信，分享学习与生活的情况。而后，邓小平在巴黎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执委会宣传干事，编辑《赤光》杂志。他不仅是杂志的“油印博士”，更是亲自操笔撰写文章，传播共产主义思想。邓小平还将革命的种子通过《赤光》杂志带回家乡，传播给远方的家人。

随着革命活动的深入，邓小平的思想逐渐转变，他的家书也开始让家人震惊。据说，邓小平曾给家里写过一封长信，扔下了两个“”——一是要求退婚，二是自己投身革命无法回家。回忆起自己的童年，邓小平曾在自传中提到，父母在他一岁时为他订下了一门娃娃亲。当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他坚决要求退婚，甚至面对父亲的怒斥也不退缩。

1925年底，由于从事共产主义运动，邓小平受到法国警方的追捕，之后与家里失去了联系。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下，他不再使用本名“邓希贤”，而是改名“邓小平”，这也使得他与家人的联系中断。这些早期的家书因战乱而遗失。

说到与妻子的通信，邓小平曾在战争年代让秘书为妻子写下底稿，每月寄出多份以代替家书。即使后来有了孩子，他们依然分居两地，但卓琳始终坚定地跟随邓小平，无论战场还是生活。直到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时，他们终于有了团聚的机会。这张简单的小纸条不仅体现了邓小平的喜悦和宽慰，更展现了家庭的温暖和支持对他度过人生低谷的重要性。

谈及与子女的沟通，邓小平在“文革”期间并未给子女写过家书。他们甚至从未见过父亲写信。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曾为子女写过十多封求助信。有的信件是为孩子们的生计考虑，例如他为大女儿邓林考虑的健康和生活问题。邓林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成长环境艰苦，邓小平希望她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环境。这些鲜为人知的信件背后隐藏着深深的父爱和对家人的牵挂。

回顾邓小平的一生，无论是在革命初期还是晚期都充满了对家人的深情厚意和对家庭的责任感。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也始终坚守着对家人的爱和关怀这是他与家人间跨越时间、战火与人生波折的情感纽带也是他在一生中克服困难的动力来源之一。致中央的信札间，邓小平谈及对家人的深厚情感与对孙辈的殷切期望

在1970年2月9日的信中，邓小平提及邓林即将毕业，他希望将其分配到距离我们近一些的地方工作。这份关怀与担忧，如同每一位普通父亲对孩子的期望。

邓小平最牵挂的无疑是他的大儿子邓朴方。在“文革”初期，邓朴方遭受迫害致残，邓小平在信中多次流露出深深的忧虑。在1971年2月3日的信中，他恳请中央允许自己亲自照顾儿子，他说：“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下不理。我和卓琳考虑再三，觉得还是将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一同生活较为妥当。”此时的邓小平已近七十高龄，卓琳也即将步入六十岁，照顾一个瘫痪的儿子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挑战，但他们仍然坚定地承担起这份责任。

这些信件是邓小平对家人的深沉情感的见证，他的子女们当时并不知情。直到2004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部分信件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展出，邓朴方才第一次看到这些信的真迹。他长久地停留在信件前，深情地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除此之外，邓小平对孙辈们也寄予了深厚的期望。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普通人，虽然喜欢和孙辈们在一起，但他从不骄纵孩子。他常常带着孩子们去游泳、散步，鼓励他们锻炼好身体，掌握更多的知识，并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有一次，邓小平在与孙子孙女们的谈话中，回忆起了自己在法国的经历，他说：“我十六岁时还没有你们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现代知识，是靠自己学，在实际工作中学，自己锻炼出来的。”他叮嘱晚辈们：“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这是他作为普通老人对子孙最平凡、最实在的期待。他希望晚辈们能够在实际生活中锻炼成长，为国家作出贡献。这份期望与关爱，无疑是对家人最深情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