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清国的编辑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

中国的新闻事业虽起步晚、规模小、发展慢，但我们无需自卑。因为我们的国家历来不乏新闻领域的杰出人才。即使在当今时代，随便邀请一位普通人，他们也能对新闻发表深刻的见解，甚至妙语连珠。

以清末名臣李鸿章为例，虽然他主要饱读的是圣贤之书，学问渊博，但若论起新闻，他无疑是一个外行。正是这位外行，却对新闻有着令人惊叹的理解。在1896年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他关于新闻的一段论述令人印象深刻。

美国记者问：“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李鸿章回应道：“清国也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编辑们并不愿意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那样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只讲部分的真实。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无法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

为了更好地理解李鸿章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其谈话分解开来。他谈到了以下几点：

1. 中国编辑不愿将真相告知读者；

2. 西方报纸讲真话；

3. 中国编辑在讲真话时非常吝啬，只讲部分真实；

4. 由于不讲真话，中国报纸的发行量不如西方；

5. 不真实的新闻失去了其高贵价值；

6. 不真实的新闻无法广泛传播文明。

除了了解到中国的报纸不讲真话而西方的报纸只讲真话外，李鸿章的论述还给我们带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1. 新闻必须真实；

2. 真实是报纸高贵价值的体现；

3. 新闻是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

4. 报纸的发行量与新闻的真实性成正比。

这位封建王朝的中堂大人的新闻理念令人拍案叫绝。令人愤恨的是，中国的编辑们并没有充分实现新闻的高贵价值，没有让报纸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他们害怕讲真话会导致报纸发行量飙升，因此选择不告诉读者真相，顶多只讲部分真实。这使得李鸿章这位满清重臣感到忧心忡忡。

李鸿章的言论也有其局限性。他对中国刚刚起步且稚嫩的新闻事业的理解并不全面。虽然他对新闻的真实性有着高标准的期待，但对于中国编辑面临的种种困境和挑战却缺乏深入的理解。他未能意识到中国的新闻事业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制约和挑战。对此，我们应该内外有别，避免过于苛责中国的新闻事业。

谈论不愿讲真话的报纸责任时，将矛头仅指向中国的编辑们，显然有失公允。决策者，如那位李大人，同样肩负着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他本可以通过制定严格的新闻管理制度来确保真相的传播，比如实施新闻检查制度、新闻通气会制度等，强制报纸讲真话，并对缓报、漏报、瞒报等行为予以严惩。对于那些顽固不化，坚持“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的编辑，应该予以清除出新闻队伍，严重者甚至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包括被送入监狱，甚至面临更严重的后果。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李大人们对于查禁康有为的一会三报（包括强学会、《万国公报》、《中外记闻》、《强学报》）外，似乎并未对那些隐瞒真相的报纸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他们放任自流的态度，使得这些报纸依然我行我素。辛亥革命之后，远见卓识的大总统袁世凯对新闻业进行了严厉的整顿。据陈力丹先生的《世界新闻史纲》所述，袁世凯不惜一切代价，包括使用，将中国的报纸引导到“讲真话”的轨道上。尽管此举导致大量报纸被封闭、审讯、新闻工作者被杀害或入狱，但确实使中国的新闻业焕然一新。

袁大总统的整顿并不彻底。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报纸重蹈覆辙，一旦有机会便又故态复萌，隐瞒真相。这也使得反动不得不效仿袁世凯的策略，再次整顿报刊市场。这两次重大的新闻整顿事件都表明，确保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是新闻业的核心任务，也是公众知情权的保障。对于任何隐瞒真相的行为，都应该坚决予以打击和制止。对于新闻从业人员和决策者来说，他们承担着传播真相的重大责任，不能忽视或逃避。